关于探索早期楚文化的思考
楚国历史悠久,自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熊绎于丹阳至秦于公元前223年灭楚,历时800余年。楚国经历了由弱小变为强盛和最后衰亡的发展过程,并创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楚文化。当然,目前人们对东周时期的楚文化认识较多,而对西周中晚期的楚文化知之甚少,对西周早期的则尚为空白。因此,关于早期楚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考古和历史学界探索的热门课题之一。
1980年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以研究楚文化为主题,会上夏鼐先生①和苏秉琦先生②提出了探索早期楚文化的学术课题。尔后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分别从文献与田野考古资料梳理等方面,开展探索早期楚文化的热潮。我与张昌平先生在《早期楚文化探索二十年》一文中,就20世纪探索早期楚文化的概况和一些想法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③。
那么,为什么现在还要再议早期楚文化探索的问题呢?
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与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的同事们到沮漳河流域、秭归、宜都等地探索早期楚文化,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84年至2001年因主要致力于配合长江三峡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而未能继续进行早期楚文化的探索,但仍十分关注这个学术课题。可喜的是本世纪初我们在鄂西北又开展了一些探索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在宜昌枝江也有重要的新发现。作为文物考古战线的一名老兵,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尽早地听到找到楚国丹阳以及早期郢都的佳音!因此,本文仅仅是近年来的一些思考,就正与同仁们。
一
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楚文化研究曾一度处于低谷时期,不仅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较少,而且研究文章也很少。早期楚文化的探索,也不例外。
200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考古工作者在普查的基础上编制了文物保护方案。尔后至今在工程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其中发现了大批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不少重要的文物。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办公室,抓住这个极好的机遇,在2008年就设置了早期楚文化研究课题,并由武汉大学与西北大学分别承担。从历史文献的梳理,到对楚都丹阳的地望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为考古调查与发掘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对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和工程范围内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并对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探讨楚都丹阳。这些工作对于早期楚文化的研究一定会有较大的推动。我们期盼能早日见到这些新的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在“土著说”的范围内,探索早期楚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当然,也有一些出于偶然的重要考古发现。2012年6月18日在湖北宜昌市白洋经济开发区的施工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西周中晚期的11件楚国青铜甬钟,其中1件甬钟的钲部有“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17字铭文,同出的还有1件西周中期的青铜鼎。宜昌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还在万福垴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等工作,初步认定该遗址的面积为5.5万平方米(笔者曾到现场考察,其遗址的面积应远大于此)。同时,他们还对已遭到工程破坏的3个灰坑进行了清理,其形制有椭圆近方形和长方形等,并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片。经初步整理,可辨识的陶器主要有鬲、尊、豆、罐、瓿、簋等,其年代大约为西周中晚期④。枝江万福垴遗址发现的西周中晚期的青铜甬钟之多,并有带“楚”铭文的青铜甬钟,实属罕见。灰坑中出土的西周中晚期陶器,是目前这个地区所见年代最早的楚国陶器。它是楚文化的一次重要考古新发现,对于探索早期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有一些学者对这批编钟进行了研究。李学勤先生认为,万福垴遗址出土的这些楚国青铜甬钟的年代大约在周厉王前后;钟铭中的“楚季”很可能就是季徇,生于周厉王晚期,他的活动年代与楚季编钟的年代是合拍的⑤。武家璧先生认为,钟铭中的“楚季”是熊渠的第三子,名疵,曾被封为越章王;“楚季”封王应在周厉王之时,而“厥孙”铸造这件青铜甬钟也应在周厉王时期,即西周晚期偏早;这些楚国青铜甬钟的年代又恰恰与此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相符⑥。
关于万福垴遗址的面积、文化内涵和遗址性质等方面的情况,尚有待于今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展开,才能对这些相关的学术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楚文化的来源有东来说(即当涂说)、北来说、土著说(又可细分为秭归说、枝江说以及先秭归后枝江说)等三种。现在当涂说、秭归说已被否定,并在学术界达成共识。关于北来说与其他土著说,均因考古资料欠缺而难以被证实,所以丹阳的地望至今尚无法确认。
本文并非就赞同北来说或土著说的某一观点展开论述,而是简略地谈谈自己对探索早期楚文化等相关问题的一些思考。
(一)文献记载只是为探索楚都丹阳提供了线索
在早期楚文化的探索中,文献记载只是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不能仅仅以此作为依据。考古调查与发掘应首先围绕文献提供的线索来开展工作,肯定了是成绩,否定了也是成绩。也就是说,确定楚国最早都城丹阳的地望,首先应依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开展工作,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必须依靠考古资料。
对于早期楚文化的探索已有三十余年了,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并作为今天的借鉴。例如1980年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有一些学者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的记载与部分考古材料为依据,著文论证秭归鲢鱼山遗址就是楚立国伊始的都城——丹阳的所在地⑦。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我与杨权喜先生于1980年冬到秭归鲢鱼山遗址及周边开展考古调查,1981年夏还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我们认为:第一,在鲢鱼山遗址未见具有楚文化性质的文化遗存,而所出的遗物却具有浓厚的巴文化色彩,并且其时代较早,大约为夏商时期。第二,鲢鱼山遗址并没有发现城垣及其他重要遗迹,而且遗址的面积很小,文化堆积不厚,文化内涵不丰富。第三,鲢鱼山遗址地形险恶,交通不便,没有便于活动的广阔地面。第四,鲢鱼山遗址处于目前发现的早期楚文化遗存分布的边缘地带。第五,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而鲢鱼山遗址距荆山达数百公里。因此,秭归鲢鱼山遗址不可能是楚国最早都城——丹阳的所在地⑧。
在古代历史文献中,有关楚都丹阳的记载较多。例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春秋晚期楚右尹子革回答楚灵王的话:“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又如《史记·楚世家》记有:“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些年代最早的文献记载显示,西周初年楚都丹阳的地望在荆山。
目前,虽然大家都认为楚国最早的都邑丹阳应在荆山,但对于荆山究竟在何处,却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
第一种,丹淅之会说。石泉先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证了与西周早期楚族活动有关的荆山,有五处之多,丹阳只是在其中某一处荆山的旁边⑨。
第二种,南漳说。张正明、喻宗汉先生依据《尚书·禹贡》等文献记载,认为荆山位于今湖北西部偏中的荆山⑩。王光镐先生依据《尚书·禹贡》、《汉志》、《水经注·漳水篇》等文献记载,认为当时所讲的荆山“仅指特定高山”,而非今世概念中的“荆山山脉”或“广义荆山”。但两者异途同归,都认为熊绎所辟的荆山在今湖北省南漳县。
第三种,秭归说。有的学者认为,秭归即处于巫山与荆山之间,应属于荆山之范围。因此,辟在荆山可以说指的就是辟在处于荆山西部的秭归之丹阳。
我们认为,在探索楚都丹阳时应紧密地围绕文献所记的“辟在荆山”的线索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凡是可认定为荆山的地区,都应该开展全面的考古工作。我们相信,经过数年的不断努力探索,楚都丹阳的神秘面纱一定会被考古工作者揭开。
(二)楚都丹阳应有多处
目前我们在探索早期楚文化时,大多认为丹阳应该只有一处。石泉先生在《楚都丹阳新探》一文中,认为楚始都的丹阳在陕西省商县,后来迁到河南省淅川县,仍称丹阳。由于现在既缺乏其他文献记载作为佐证,也缺乏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证明,尚无法验证其正确与否。
当然,石泉先生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问题,即从熊绎始都丹阳至楚文王始都郢的三百多年间,丹阳是否始终在最初的始封之地,还是随着楚国由弱小逐渐强盛,丹阳也曾有一次或数次的迁徙并且仍称丹阳呢?
我们既然无法在关于楚都丹阳是一处还是多处的问题上找到直接的有力证据予以确认。那么,我们能否在其他方面找到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呢?
关于早期的楚国都邑“郢”,在历史文献中也仅有两次记载,第一次是“文王始都郢”,第二次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
然而在目前出土的文献中,却有许多关于楚郢都的记载。1965年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1号简记载有“郢”,5~7号简均记载有“郢”,8号简记载有“郢”。“
郢”还见于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简文和鄂君启节。5~8号简的“”、“”等字,应是“
”的异文
。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竹简中,7号简记有“王迁于蓝郢之游宫”,12号简记有“栽郢”,62号简记有“郢”,165号简记有“郢”等
。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的竹简中,也记载有“蓝郢”、“鄩郢”,其中记有“鄩郢”的简文达十余处之多
。在《楚居》的简文中,楚肃王之前以“郢”为名的王居有“疆郢”、“
郢”、“
郢”、“为郢”、“免郢”、“鄀郢”、“郢”、“袭郢”、“鄂郢”、“鄢郢”、“媺郢”、“郢”等,共多达14处之多
。这些简文的内容说明,楚国的郢都并非仅仅只有一处,而是有多处,而且在“郢”之前冠以地名以示区别。从这些“某郢”的性质分析,可以大致将其分为楚之都邑、别都和游宫三大类。
从这些考古发现的楚简简文内容看,楚国虽数次迁都但仍以“郢”命名其都城所在。而且目前考古发现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的楚国都城,已经有季家湖古城、纪南城、淮阳陈城、寿县寿春城等几处,说明这些出土文献所记是可信的。同时,从楚国始都丹阳至楚文王始都郢达300余年之久,随着国力渐强,楚国为了继续开疆辟土,丹阳不可能一直在始封地。而出土文献所记的多个“郢”都,恰恰为丹阳应有多处提供了有力佐证。因此,我们在探索楚都丹阳时,应考虑到丹阳的地望可能曾有多处,才能更加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
(三)探索楚都丹阳与早期郢都应同时并举
两周时期的一些诸侯国由弱变强后,都邑迁徙比较频繁,而且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和限于交通条件,这种迁徙很有规律,绝不是无缘无故地乱迁,更不会远迁。例如秦国在早期时与甘肃南部的犬戎相邻,逐渐强大后在甘肃的甘水、清水、礼县等地多次迁徙,春秋时期迁到陕西雍城。又如吴国,其都邑的迁徙是先从西向东,再由北向南,到吴王夫差时才建都于今江苏省苏州市南的吴王城。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武王伐随,卒于军中,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公元前689年楚文王从丹阳迁都郢,说明两者相距不远。可见,楚都丹阳与早期郢都的关系十分密切。
目前我们探索早期楚文化,只是从文献与考古资料分析研究入手,以确定楚都丹阳,而忽视应同时探寻楚国早期郢都。如果能将二者结合,即以探寻丹阳为主,同时在附近寻找早期楚郢都,便可以相得益彰,并使丹阳的立论更为科学可信。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在探索楚都丹阳时,早期郢都的地望具有关键作用。俞伟超先生在《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一文中,在论述楚丹阳时,认为丹阳距荆山不会太远,很有可能就在荆山脚下的平原地带,即今当阳县至枝江一带。他还举列说,楚文王自丹阳迁郢后,就向北灭了邓、息两国,征伐蔡国。楚成王时楚国号称‘楚地千里’,已经基本占有了江汉之地。如果丹阳是在‘丹淅之会’,怎么会从‘丹淅之会’通过大洪山西侧迁都江陵再回过头去征伐那一带呢?石泉先生在《楚都丹阳新探》一文中认为,楚都丹阳先在陕西商县,后迁到河南淅川。楚文王迁郢,是从“由今丹江下游淅川县境的楚丹阳顺流入汉水,迁都到楚皇城遗址”。石泉先生认为宜城楚皇城应是楚郢都所在
。
为了解宜城楚皇城的始建年代,以确认其是否为早期楚郢都,2000年由我领队、黄凤春先生具体负责,我们在楚皇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虽然城内有二十余处不同时期的夯土台基,但解剖的城垣地层叠压关系显示其年代为战国、秦汉时期,未见早期楚文化遗存。
江陵纪南城系楚国都城,它始建于何时呢?早年有的学者依据《史记·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认为,楚文王始都的郢就是现在的纪南城。1975年考古人员在纪南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查与发掘,在城内发现大量的夯土台基、制陶、冶炼作坊、水井、古河道、城垣、城门及城外的护城河等文化遗存,出土大批文物。从西城垣北门的地层以及城里的30号夯土台基等文化遗存分析,其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
为了探索楚国早期的郢都,1979年考古人员在当阳季家湖遗址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了城垣、城壕,城内有夯土台基、制陶作坊、窖穴等文化遗存,其年代不晚于春秋晚期。另外,此前在季家湖遗址曾发现一件铭为“秦王卑命竟用王之定救秦戎”的青铜钟和铜构件。故而有的学者认为,季家湖楚城是早期郢都
。
这里需要略加分析的是上述在枝江万福垴遗址发现的11件楚国青铜甬钟和1件铜鼎。从形制与花纹分析,这批青铜甬钟存在一定的差异,似乎并非一套完整的青铜编钟。当然,还需进行测音才能确定其是一套还是几套。那么,为什么在西周中期的万福垴遗址发现这批铜鼎与铜甬钟呢?主持此项清理工作的宜昌博物馆同仁们认为,这批青铜甬钟与鼎系出于1号灰坑,与陶器共存,年代大致相近,是当年有意埋藏的。从1号灰坑出土的陶片观察,陶片较碎而杂乱,虽然少数可以复原,但不像是有意埋藏的被压碎的陶器,而应与常见的灰坑里的陶片情况相同。而且从1号灰坑的大小与形制分析,陶片也不可能是与青铜甬钟和鼎共存。众所周知,楚人并没有有意埋藏国之重器——青铜甬钟和鼎的习俗。这似乎向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在万福垴遗址或其附近应有与之相匹配的楚国重要城邑。那么,又是何时何因这些青铜甬钟和鼎被埋藏在万福垴遗址呢?《史记·楚世家》记有:“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这里所记的“夷陵”,就在现在湖北省的宜昌市。它是否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陷楚都纪南城及烧楚先王墓有关,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出土文献中关于楚国早期历史的资料,极为罕见。在河南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的竹简中,甲三:11、24号简的简文记有:“昔我先出自,宅兹沮漳,以选迁处。”李学勤先生在《楚居》考释中,将这条简文释为:“昔我祖出自妣隹,宅兹雎漳。”新蔡葛陵楚墓的墓主为楚国封君——平夜君成。墓中出土的竹简总数为1 571枚,在记录卜筮祭祷的简文中,祭祷的对象有楚文王、平王、昭王、惠王、简王、声王、平夜文君、子西等。那么,简文中的“昔我祖”,是指熊绎,还是墓主的嫡系先祖楚文王呢?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但是,这条简文向人们传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即至迟到楚文王时期,沮漳河一带已是楚人的主要活动地区了。
综上所述,现在已发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的楚国都城,而春秋中期以前的楚都尚未发现。因此,探索楚国早期郢都的工作,也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关于楚国早期郢都的探索,应与探索楚都丹阳的工作结合起来。对于主张丹阳“北来说”的学者来说,因过去有关楚国早期郢都的工作较薄弱,他们今后应在河南淅川至湖北宜城和南漳一带寻找楚国早期郢都。对于主张丹阳“土著说”的学者来说,虽然以往有关春秋晚期之后的楚都工作较多,但均不够科学系统,缺乏全面的认识,他们应在沮漳河以西的枝江、当阳、宜昌等地的平原地区探寻楚国早期都城。
(四)探索早期楚文化的方法
学界对早期楚文化的探索已有三十余年了,但尚未找到楚都丹阳以及早期郢都,当然有很多原因,是否还与我们探索的理念与方法有关呢?如果我们能经常总结以往的方法,也许可以加快我们探索的进程。
1.采用区域系统的调查方法
我们在探索早期楚文化的历程中,曾进行了多种的考古调查工作,可以大致将其归纳为三种方法:一是对认为可能是楚都丹阳的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即对某个单个遗址的调查,例如对秭归鲢鱼山遗址、当阳磨盘山遗址的调查等。二是依河流的两岸进行考古调查,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沮漳河流域调查。三是对已发掘的西周遗址材料进行梳理,分析其文化性质,进而探讨早期楚文化,如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中探索早期楚文化即主要采取了这种方法。
早期楚文化,属于历史时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有其文化内涵与特点,并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因此,仅仅就某个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是难以了解早期楚文化的内涵与分布范围的。虽然早年我们也在沮漳河流域进行了调查,但当时认为楚都丹阳应在荆山脚下,所以只沿河流两岸进行了考古调查,忽视了“辟在荆山”的含义,没有在较高处的台地开展工作。目前关于丹阳在何处,主要有“北来说”与“土著说”两种意见。今后应在各自的区域内,采用区域系统的调查方法,以获取有关西周时期楚文化的聚落形态资料。
2.建立区域文化的年代序列
年代分期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探索早期楚文化必须注重年代分期的研究。我们应依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应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分别建立“北来说”与“土著说”的区域文化年代序列,构建这两个地区早期楚文化较为详细的分期编年体系与文化谱系,考察其文化遗存的时空互动关系。
3.中心遗址的确认与重点位置的发掘
在区域系统调查方法所获取的西周时期遗址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哪些遗址为重点遗址,并作进一步复查,探寻其功能区的特征。无论楚都丹阳是否有城,其遗址的面积必然较大,而且遗址外围还有众多的遗址,从而形成遗址群,中心遗址应有宫殿与宗庙等重要文化遗存。为了确认这些重要遗址是否为丹阳,考古发掘应在宫殿与宗庙区开展工作,这样才能对遗址的性质做出准确判断。
4.早期楚文化的确认
楚文化是“古代楚人创造的,具有自身特征的文化”,其中一定的文化特征“是在时间、空间、族属、文化诸内涵中最重要的”。当然,西周早中期的楚国还很弱小,未必已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并且当时小诸侯国林立,如鄂西北地区至少有绞、谷、庐、罗、权、庸等小国,江汉地区有邶国等小国。而且楚文化的特征,也因时间与地域的变化而不断产生变化。例如东周楚墓随葬的陶器,春秋晚期之前以陶鬲、盂、豆、罐为组合,突出日用陶器的特征;春秋晚期以后以陶鼎、敦、壶或者鼎、簠、壶为组合,突出陶礼器的特征,两者显然不同。即使到战国时期,同一种器物因地域的差异而文化特征也不相同。例如虎座鸟架悬鼓,是楚国特有的一种打击乐器,中心地区的鼓与边远地区的相比,在造型与装饰艺术上有明显差异。
实际上,如何用考古学文化来辨识某一民族的问题,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感到困惑的一个学术课题,早期楚文化的探索也不例外。三十多年来,有的学者曾以楚国典型器物的剖析、器物组合的研究为基础,从文化因素分析的角度辨识早期楚文化;还有的学者从楚国的阶层文化等方面进行探索,但均未能取得显著的效果。因而关于这个课题的探讨,迄今历史与考古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考古学对历史时期某一民族文化的研究,是试图从其已知的文化遗存出发,探索该民族的未知文化遗存。在历史时期,首先应该注重文献记载的时空框架。其次文化特征上的发展趋势应与楚族文化的已知部分相一致,即在探索时可从已知的最早文化一步步往前推,最终达到楚人在西周时期创造的文化。在实际工作中,应不断地总结经验,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
5.加大科技考古的力度
21世纪是人类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而且目前考古学也普遍加强了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因而我们在探索早期楚文化时,应加大科技考古的力度,进行多学科的协作研究,运用遥感、航拍等探测技术、各种测年技术,开展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和环境考古等工作,以获取多种历史信息,使早期楚文化研究达到更高的水平。
反思探索早期楚文化的三十余年历程,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和常年坚持工作的专业队伍是楚文化研究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早期秦文化的探索起步较晚,成果也不显著。近年来成立了由北京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省和甘肃省等相关单位联合组成的探索早期秦文化考古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使我们对早期秦文化有了初步认识。这个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应尽快组织相关的大专院校与省考古所联合组成探索早期楚文化的考古队,并制定规划与管理办法。相信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见到成效的。
探索早期楚文化,不仅仅以找到楚都丹阳与早期郢都为目的,而是在探索过程中加强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多学科合作,尽量取得更多的历史信息,并与相关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全面复原楚国早期的历史,这才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
注释:
①夏鼐:《楚文化研究中的问题》,《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②苏秉琦:《从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问题》,《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③陈振裕、张昌平:《早期楚文化探索二十年》,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④宜昌博物馆:《宜昌万福垴编钟出土及遗址初步勘探》,《中国文物报》2012 年9月28日第8版。
⑤李学勤:《试谈楚季宝钟》,《中国文物报》2013年1月7日第6版。
⑥武家璧:《楚季其人与楚季钟的年代》,载《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54期,2012年9月。
⑦刘彬徽:《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文必贵:《秭归鲢鱼山与楚都丹阳》,《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⑧杨权喜、陈振裕:《秭归鲢鱼山与楚都丹阳》,《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
⑨石泉:《楚都丹阳及古荆山在丹淅附近补正》,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⑩张正明、喻宗汉:《熊绎所居丹阳考》,载《楚学论丛》,《江汉论坛》编辑部,1990年。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望山一号、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载《江陵望山沙塚楚墓》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96年。
刘彬徽、彭浩、胡雅丽、刘祖信:《包山二号楚墓简牍释文与考释》,载《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贾连敏:《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简释文》,载《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陈振裕:《东周楚城初探》,载《奋发荆楚 探索文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论文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石泉:《楚都丹阳地望新探》,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石泉:《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城址新探》,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
湖北省博物馆:《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文物》1980年第10期。
顾铁符:《楚三邑》,载《楚史研究专辑》,湖北省楚史研究会、武汉师范学院编辑部编,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