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县古称寿春，历史悠久，文化灿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是楚文化的故乡、中国豆腐发祥地、淝水之战古战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淮南子》的诞生地，发源于此的世界管状射击武器、垂体激素药物、中国豆腐制法、“天下第一塘”安丰塘，被世人称为“四个世界之最”，寿春楚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芒。

——楚文化。楚文化是中国古代楚人所创造的一种有自身特征的文化遗存，具有一定的时间范围、空间范围、族属范围和文化特征内涵，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原本为江汉间小国，与江淮地区的寿县相隔千里。春秋以降，楚在南方崛起，北上中原，东进江淮，征战于江汉与淮水之间，争雄称霸，一跃成为南方大国。从楚入江淮，至迁都寿春（命曰郢），再到为秦所灭，楚在江淮经营了达数百年之久。楚东进江淮的历史实际上也是楚文化东进的过程，客观反映了先秦时期文化统一的趋势。楚东进不仅结束了江淮之间小国林立、诸侯割据的局面，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推进了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其先进的文化逐步渗透并影响至这一地区，最终融合了当地的淮夷文化。这一方面反映了进步的文化扬弃落后文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可看到楚在更大范围内吸收了当地文化的因素，形成具有一定地域性的文化特点，从而拓宽和丰富了楚文化的内涵。尤其是战国晚期秦将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年），迫使楚东迁淮阳，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相应东移。至战国晚期后段，随着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公元前241年），寿春（今安徽寿县）实际上已成为楚国东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真正高度成熟的楚文化最终沉淀于寿春。楚文化是我国古代一支极其灿烂的历史文化，它同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一起，被誉为“盛开在长江流域的三朵上古区域之花”，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寿春楚文化是汉代文化的直接来源。寿春楚文化风格趋于中原文化体系，又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自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晚期，随着寿春地区归属楚地，其文化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文化风格，被典型的楚文化取而代之，称之为淮夷文化的楚化。由两湖地区楚文化在寿春的发生发展与淮夷文化相互影响，渗透、融合，形成独具风格的寿春楚文化。

——楚郢都。寿春本是蔡国最后的都城下蔡。公元前447年楚人灭蔡，其地属楚。《史记·春申君列传》载观津人朱英对春申君说：“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在强秦的威逼下，楚国不得不放弃陈城，再次迁都，东徙寿春。从迁都寿春到公元前223年秦虏楚王负刍止，楚国在此建都近20年，史称“寿郢”。根据出土文物分布状况和现代高空遥感摄影分析，楚郢都当时规模宏大、非常壮观，其面积超过纪南城、临淄城、侯马晋城、曲阜鲁城、邯郸赵城及郑韩故城的规模，仅稍逊于燕下都遗址，“寿县柏家台大型战国宫殿遗址”被国家列为首批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说：“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楚怀王时，楚郢都已是商贸往来要津。《汉书·货值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汉书·地理志》载：“寿春、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

——安丰塘。春秋时楚国令尹孙叔敖率民众修筑的芍陂（今安丰塘），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大塘，与都江堰、郑国渠、漳河渠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通志》载：“孙叔敖相楚，尝起芍陂径百里，灌田万顷。”中国历史上这一最古老的水利工程，历经2 500年而不废，至今仍在发挥着综合效益，对研究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建设和水利发展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被誉为“中国活着的水利史”。

——楚金币。楚金币是我国古代最早的黄金铸币，也是世界最早的古代黄金铸币之一。建国前后寿县境内陆续出土楚金币172枚，总重量达24 637.1克，占全国出土量总和的四分之三以上，为研究中国货币史特别是楚国的铸币制度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楚铜器。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楚青铜器是楚文化的代表。出土于寿县的“鄂君启金节”、“大府铜牛”等青铜器均为楚王的铸物。楚国青铜器的铸造，不仅在数量上为列国之冠，而且在质量上也居于上乘，工艺精湛、美观、耐腐蚀，入土两千余年而不毁，荀子赞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史学家张正明评价说：“虽则没有细巧的纹饰和镂空构件，但是操作严格，工艺精巧，而且形制不乏特色，如鼎足粗壮、鼎体雄伟等，犹存大国气派。”1933年发现于寿县李山孤堆的楚幽王墓，是在国内已发掘的楚墓中规模最大、年代与墓主最确切、出土文物最多的诸侯王墓葬，共出土文物4 000余件，其中青铜器1 000余件，重要的大件200件。墓中出土的文物大多流失于瑞典、中国台湾等地，小部分征集的文物珍藏于安徽省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楚大鼎为安徽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通高113厘米，重约400公斤，仅次于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母戊鼎，是我国现存自周代以来最大的铜鼎。此鼎形体高大，巍然壮观，造型奇特，纹饰精美，铸造技艺精湛，刻铭书体劲秀，堪称楚器中的精品，说明当时楚国的青铜铸造技艺已达到很高的科学水平。这些发现为后世研究楚国君

主葬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地域文化。寿春楚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华夏文化的影响很大，尚东、尚赤、尚左、崇巫、念祖、爱国、忠君等观念根深蒂固，对当今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寿春楚文化凝聚成的尚德务实、崇文重教、和谐包容、开拓创新等文化特征，已提炼成“团结奋进、弘古创新”的寿县精神。汉淮南王刘安欲求长生不老之术，率八公登临北山造炉炼丹，发明美味佳肴豆腐。据五代谢绰《宋拾遗录》载：“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此物至汉淮南王亦始传其术于世。”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寿县理所当然为中国豆腐的发祥地。寿地形胜，古为“江东之屏藩，中原之咽喉”，“有重险之固，得之者安”，故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东晋太元八年（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东晋在淝水击败前秦苻坚80万大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淝水之战已列入美国西典军校军事教材。寿州窑为唐代名窑之一，当时在全国位居第六，陆羽《茶经》中将寿州窑生产的碗列于洪窑产品之上，称“寿州窑瓷黄”，产品因淝淮交通之便遍及南北，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寿春是中国众多成语典故的发源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围棋赌墅”、“赵匡胤困南塘”等成语典故均出自这里，脍炙人口，国人皆知，“时苗留犊”的典故早在唐代就被作为儿童启蒙教育的典范。

——文学艺术。楚文字是楚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在夏商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不断创造、简化和补充，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对秦统一中国后实行文字规范化具有积极的意义。楚音乐在整个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声乐艺术还是器乐艺术，都有着辉煌的成就。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楚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开源拓流的伟大贡献和泽被千载的深远影响。楚人的文学艺术汇入了统一的华夏民族文化，成为其后两千多年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来源和基石。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所著的《淮南子》，极力描绘宇宙万物的形态，叙述往古的传说，写下了许多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保存了很多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知识，在天文、地理、物理、民俗和文学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大、惊人的贡献。《天文训》、《万毕术》中对“二十八宿”、“干支纪年”、“二十四节气”、“阳燧取火”、“豆腐之法”等方面的记载，对当今人们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一部“大旨本道德，而纵横蔓延，多所旁涉”的“大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李白、王安石等许多著名诗人都曾在寿春大地上留下足迹和身影，写出了大量吟诵寿春美景的诗赋词联。寿春自淮南王刘安后，文人代出，论著颇丰，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南宋诗人吕本中，明代昆曲创始人张野塘，清末、民国时期的民间剧作家黄吉安、理论家高语罕等。世间有“怀诗寿字桐文章”之说，“寿字”被誉为凤阳府“三绝”之一，书画之风极盛，自明清以来，已涌现出近百名著名书画金石家，在中国书画金石艺术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建国后，寿县全面贯彻“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研究，繁荣文艺创作，涌现出一批全国知名的作家、翻译家、理论家等，他们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有的还出版了多部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