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与屈原是先秦史上两位重要的楚国历史人物，两人的历史影响是与两人的性格、时遇、功绩、作品和思想相联系的，后人在此基础上，对两人的言行进行了不断地评论，对两人的形象进行了不断地建构，对两人的思想进行了不断地阐发，从而使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文化生命得以延续。如果从治国用兵或文学艺术上看，两人的历史影响是不成比例的。但是，我们可以结合后世的评价和建构，从道德形象和处世品格两方面来比较双方的历史影响，再探讨其背后的史观差异，从而寻求屈原影响力更大的原因。

一、品评两者的道德形象

道德形象是从国家层面而言的，后世主要是围绕君主专制与国家救亡两方面来展开评论的，其中对两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存在不同的看法。

伍子胥是忠孝兼备的早期历史人物，而忠孝观念又是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政治伦理，所以伍子胥的忠孝观便成了后世思想家或政治家们建构忠孝伦理、塑造忠孝形象的思想材料，所谓“述畅子胥，以喻来今”（《越绝书·越绝篇叙外传第十九》）。在这一建构或塑造过程中，战国以来的儒家与法家观点基本上代表了两类不同的态度。

儒家对伍子胥基本持肯定态度。郭店楚简带有儒家思想色彩的篇目主要反映了儒家“七十子”时代的思想状况，其中有不少关于忠孝观念的表述，如《唐虞之道》说：“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六德篇》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前者认为孝与忠好比仁与义，两者不可偏废；后者显然认为孝比忠更为重要。子思在《鲁穆公问子思》中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又如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对比伍子胥的忠孝观，我们发现两者的忠孝观念是比较接近的。战国时期即有关于“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战国策·秦一》）”的评价，加之楚地的出土文献中有关于“及五（伍）子疋（胥）者，天下之圣人也，鸱夷而死”①之类的记载，说明楚人将伍子胥视为圣人，这说明战国时期对伍子胥的肯定评价占据主流地位。伍子胥是臣向君复仇的典型，对伍子胥的肯定说明当时的儒家等学派需要约束君权，这与董仲舒建构“天”的意图是一致的。

法家对伍子胥评价不高，甚至有所贬抑。韩非的老师荀子认为用德行去感化君主比以谏言去非难君主更彰显忠君的为臣之道，如《荀子·臣道》：“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韩非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韩非子·说疑》：“若夫关龙逄、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此六人者，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而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以伍子胥那般刚烈的性格，君主专制体制是不能容忍的。韩非子虽认为伍子胥为贤臣，但不能以贤犯上，同时又认为世乱之原因在于君主不用贤智之士，如《韩非子·人主》：“昔关龙逄说桀而伤其四肢，王子比干谏纣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诛于属镂。此三子者，为人臣非不忠，而说非不当也。然不免于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贤智之言，而蔽于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术之士，听愚不肖之臣，则贤智之士、孰敢当三子之危而进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乱也。”

屈原是历史人物中的爱国典范，其历史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其爱国精神对民众救亡图存的感召上。从国家层面来说，后世对屈原的评价，于君主专制统治一面是持贬抑态度的，在救亡图存一面却是极为推崇的。

虽然王逸一再强调屈原对君主的忠贞，但因为狷介孤傲同样不利于君主专制统治，所以在传统社会的君主治国实践中，屈原并没有受到重视。如《颜氏家训·文章第九》：“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只字不提屈原，对此，南宋的费袞在《梁溪漫志》卷五“《通鉴》不载《离骚》条”云：“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温公之取人，必考其始终大节。屈原沉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张舜徽先生也在《霜红轩杂著》之《〈资治通鉴〉全译序》篇中认为，屈原虽为辞赋之宗，但因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是为帝王统治作资鉴，故其书对于孤高自赏之辈基本不加记载。

但屈原爱国的气象宏大而感情强烈，在救亡图存之时往往能起到激励民众的作用，历代志士有不少借屈原以唤醒民族救亡图存之志的言论。屈原沉江之后，其作品在楚地的广为流传即产生了非凡的政治影响力，《卜居》《渔父》两篇的创作就是战国晚期的楚国黄老道者借屈原抒发救亡之志的结果，楚辞中的爱国情感激励了楚人的斗志，促成了“亡秦必楚”的实现，正所谓“灭楚者秦也，灭秦者楚辞也”②。之后，伴随中原王朝的多次南渡，屈原的爱国精神在更大地域内得以彰显，士人们对屈原的认同感越来越强，民间对屈原的祭祀也越来越隆重了，如从晋代开始，划龙舟、裹粽子等民俗开始与屈原相关联，朱熹更是在《楚辞集注》中赋予屈原沉江以强烈的殉国色彩。及至近现代，列强入侵，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因救亡之需，这一形象更得以强化，并被提升到中华民族的高度，如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等。随着屈原爱国精神的不断升华，后世对屈原的褒扬越来越多，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比较而言，伍子胥在忠孝伦理建构中的影响较大，而屈原在爱国形象塑造上的影响力是空前绝后的。比如，端午节本是时代和地域特征较为复杂的民间节日，其起源并不与祭祀历史人物相关，但人们对爱国精神的弘扬，使得伍子胥与屈原都成为端午节的祭祀对象，其事迹都成为民间故事的重要题材。尽管如此，两人的影响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伍子胥虽为楚人，但作为吴国的忠臣，吴人怜之，其影响力主要在吴越之地，江苏苏州、无锡和浙江海宁等地关于伍子胥的传说故事和祠庙古迹尤多。屈原则既为楚人，又忠于楚国，其影响力随着楚文化的流变与爱国精神的彰显而波及整个中华大地。

二、体味两者的处世品格

处世品格是从个人层面而言的，后世主要是围绕建功立业与明哲保身两方面来展开评论的，其中对两人的人生选择也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

伍子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做出了不同选择，在父兄被杀的情况下选择了逃亡，实现了复仇与建功立业的目标，而在被昏君赐死时却选择了自刎，落得个鸱夷而死的下场。这两种看似矛盾的选择成为后世评论其处世态度的焦点。

在伍子胥为父兄复仇方面，司马迁是持赞赏态度的：“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若当初选择赴死而不选择复仇，伍子胥可能只是一个不足称道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复仇的目标成就了他的功业。所以，无论后世对子胥复仇有多少非议，但这客观上成为推动他建功立业的人生选择。

在伍子胥以死争谏方面，如前所述，战国时代即有探讨伍子胥“前多功，后戮死”是否是因为智衰的缘故，得出的结论是伍子胥没变而际遇变了。但后世仍有人认为伍子胥不必“死忠”，如王安石《伍子胥庙记》认为伍子胥“以智死昏，忠则有余”，显然是说其死忠夫差为不明智之举。其实，伍子胥这一选择与之前复仇的选择并不矛盾，正是因为其感恩于吴国，才没有选择明哲保身的做法。

屈原在处世品格上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屈原关心国运与民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迫切希望得到君主的信任，参与变法革新，说明其积极追求安邦定国的人生目标；但另一方面，屈原又敢于对抗黑暗的现实环境，不愿与小人为伍，表现出特立独行、志行高洁的处世品格。

屈原特立独行的处世品格对中国文人的心态与审美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作品则直接影响了古代文人伤感情绪的表达，后世文人通过屈原的作品而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那些不得志的文人心目中，屈原甚至成了精神归宿。正因为时运与际遇不佳，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生不逢时、仕不得志的文人，在被冷落或被贬谪的情势下，凭吊屈原，抒发忧国忧民却无以建功立业的愁怨。

但是，对于屈原以死殉国的做法，多有人持否定态度。从贾谊、班固、扬雄开始，不少人在咏叹屈原时，既同情其遭遇，钦佩其才华，又对其沉江之举加以批评。如班固在《〈离骚〉序》中先引用《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后评价道：“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屈原不辨形势，身处乱世而执着进谏，遭遇小人而自招祸难，又不明君之不可责求的道理，无法从怨愤中解脱出来，故他对屈原的总体结论是“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这番话主要是站在个人立场上的惜才之言，与出于君主统治的立场而忽略或贬损屈原的言论是不同的。

比较而言，两人在处世上的相似点在于最后都选择了以死忠君或殉国，所以后人的相关评价也比较一致。李白对屈原评价很高，但他在《行路难》之三中写道：“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显然，李白认为伍子胥和屈原选择的人生结局都非明智之举。

伍子胥与屈原在处世态度上的差异，主要是伍子胥曾选择了复仇，这直接影响到后世对两人文化形象的塑造。比如，伍子胥自杀后被盛以鸱夷，投之于江，化为水神或潮神，驱涛发怒，人们便在端午之日奉迎伍君，平息怨恨。屈原自沉汨罗，却未有化为威猛水神的传说。《论衡·书虚篇》：“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屈原怀恨，自投湘江，湘江不为涛；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为涛。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这段话是王充对虚妄之书的驳论，也可说明伍子胥与屈原在民众心目中的文化形象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既与两人本身的性格差异有关，更与后人对复仇主题的演绎和建构有关。

三、试析不同影响背后的史观

在上述两个层面的褒贬评价中，后人对两人褒扬或同情的原因是很明显的，而他们对两人贬抑或否定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责其暴君过而无德，二是讽其轻生死而不智。前者建立在对两人忠不忠的探讨之上，主要是出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而得出的评价。后者建立在对两人智不智的探讨之上，主要是出于追求个人独善其身而找到的理由。比如，与司马迁对伍子胥和屈原均持褒扬或理解的态度不同，扬雄对两人均持贬抑或否定的态度。对于伍子胥，扬雄认为：“胥也，俾吴作乱，破楚入郢，鞭尸，藉馆，皆不由德。谋越谏齐不式，不能去，卒眼之（《法言·重黎卷第十》）。”对于屈原，扬雄认为：“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扬雄传》）！”并发出了“如其智，如其智”的反问。扬雄对两人的评价，前者是袒护昏君，以为伍子胥无德；后者是怜惜才子，认为屈原不智。显然，扬雄并不认同司马迁以伍子胥为烈丈夫的观点，也不认同司马迁认为屈原“同生死，轻去就”的观点。

总之，无论何种评价，都受到了评价者自身际遇和学识的影响，反映了评价者在忠与孝，君与国，以及出世与入世等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体现了不同的历史观。司马迁正是基于类似遭遇，才对两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深切的同情，这从他的《报任安书》中也可看得出来。关于学识，苏轼在《论子胥种蠡》中辩驳扬雄道：“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句践而栖之会稽为种、蠡之过。雄闻古有三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士，岂不陋哉！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言也，如宫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百谏不听，继之以死可也。”苏轼认为扬雄以三谏当去之说来评价天下之士是很浅陋的，扬雄的标准显然与其受到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有关。

总体而言，伍子胥的历史影响主要是出于彰忠表孝的需要，而屈原的历史影响主要是出于救国抒志的需要。虽说影响的领域有所侧重，但综合来看，屈原的历史影响较之于伍子胥更为深远，其原因主要是：首先，在国家政治层面，屈原将爱乡国、爱君国与爱祖国统一起来，气象宏大。且与吴地相比，楚地广大，人口众多，且屈原的爱国精神随同楚人灭秦兴汉而被熔铸到中华文化精神之中，这无疑有助于提高屈原的历史地位。其次，在文人学术层面，屈原留有千秋传颂的辞赋，借助艺术的强大感染力，经由后世文人的吟咏、解读与创作，屈原的影响力穿越了时空限制，正所谓“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③。最后，在民间信仰层面，屈原数次被流放，亲身感受到民众生活之疾苦，其爱民之心情深意切，为百姓所感怀。又，屈原的作品吸收了楚越之地民间文学的风格，如在屈原之前，南方民间即有与楚辞体相仿的《越人歌》（《说苑·善说》）与《沧浪歌》（《孟子·离娄上》），而《九歌》即是屈原对民间流传的同名祭歌加工的产物，加之后世民间艺人对屈赋的改写传唱，使得屈原在民间受到赞颂。

注释：

①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6页。

②蔡靖泉：《〈卜居〉、〈渔父〉的产生与屈原的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③李白《李太白全集》卷六《江上吟》，中华书局，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