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既是国名亦是族名。今日之“楚语”既可指“楚族人使用的语言”，亦可指“楚地之人使用的语言”。本文所探讨的“楚语”涉及二者，但范围超越二者，主要指汉语语言学范畴的“楚语”。

在春秋时代，楚语是中原华夏语系之外的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对此，《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楚言而出”的记载，这表明当时的南方楚人靠所讲的“楚语”是不能与中原人进行通话的。除了语音以外，楚语的词汇也迥异于中原地区——如楚国的宰相叫“令尹”，叫“虎”为“于菟”（今读作：狑ū狋ú），“谷”为“哺乳”之意（《左传·宣公四年》）。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楚与中原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全面加强，与中原华夏语系的差异大大减少，但成书于战国末期的《楚辞》的词汇、语音却仍显示出楚语显著区别于北方中原华夏语言体系的若干特点。先秦的“楚语”经过数百年的演变，最终成为华夏共同语在南方地区的一种典型方言。

由于篇幅和素材所限，本文无力深剖细析纷繁复杂的音韵系统变迁，在此本文仅以语音演变为主线，结合相关文史资料中其分布的变化，进行文化史视角下的论述。

方言研究最重要的莫过于特征语音，由于相关韵书已佚，今人只能从前文提及的《左传》一类典籍的只言片语中，寻找先秦至西汉末的楚语分布和语音特点的信息。关于这一时期的“楚语”，我们只能从晋代郭璞的《方言》注本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词汇材料入手进行并不全面的系统分析。《方言》是两汉之间的大学者扬雄历时二十七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方言》所记载的方言殊语范围极广：它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西起秦陇凉州，东至朝鲜北部汉朝郡县的方言均有所搜集。《方言》用当时冲破了区域限制的通语来注解各地不同的方言，同时也引用了古方言、今方言进行比较。

战国中期以后，楚在与秦的战争中节节败退，其政治、文化中心逐步东移，最后迁都到寿郢（今安徽寿县），楚语的范围随即亦有一个较大的东移过程，楚语向北向东发展，此后逐步扩展到长江下游以北地区。根据著名语言学家林语堂先生对《方言》的整理，“楚语”的分布范围大体包括了今天湖北全境和江淮间的多数地区（他所分的十二个方言区中，同为广义“楚语”的还有南楚、楚之中部两个方言区）。而在《说文解字》中，“楚”仍然是被提及最多，与当时的共通语差异最多的方言区域。“楚语”这种作为独立方言的状况一直持续到西晋末。永嘉之乱后，大量的北方人口南下进入原楚语区，极大地冲击了原楚语分布地区的方言格局。来自不同地域的人民之间血缘的融合，南北文化的碰撞，使楚语部分地变为通语，但作为长期存在于南方的方言，其语音与中原音仍差别极大，当时南北方人士之间的口语沟通依旧十分困难。刘宋时的《世说新语》等书籍对此有相关零星记载。

除此以外，《宋书》中一段关于“楚语”的小插曲也可以反映这一时期的楚语分布变化。《宋书》谓宋武帝刘裕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武帝称长沙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刘裕原籍徐州，这里所谓的“楚语”应当是指以当时徐州为中心的淮北至鲁南一带的方言。从“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来看，至少说明当时刘宋政权社会上层所操的语言是区别于金陵一带吴语的淮北楚语。通览今南京、镇江地区的移民史，这一楚语的分支也应当是后世逐步成型的宁镇官话的前身。

南朝中期至初唐楚语区虽有战争、政权更迭等引发的局部社会动荡，但是从总体看，其影响程度有限，吴、楚语仍是南方地区最大的两大方言；在承平时期，楚语与邻近的吴语区均有方言相互渗透的现象（分布范围在局部彼此消长）。

唐诗中就有大量相关线索——初唐宋之问作有《初宿淮口》，其诗云：“夜闻楚歌思欲断，况值淮南木落时”；盛唐时期的宰相张说则在《荆州亭入朝》中写道：“旃裘吴地尽，髫荐楚言多”；与张说大约同一时期的士人储光羲亦有《安宜园林献高使君》：“楚言满邻里，雁叫喧池台”之句；唐末郑谷行舟荆江之上，作《江行》，全诗曰：“夜雨荆江涨，春云郢树深。殷勤听渔唱，渐次入吴音。”唐代是诗的国度，诗国的知名诗人们大都熟读经典，通晓音律。以上四位诗人中，除储光羲、郑谷外均为中原人，作为科举体制下选拔的进士，他们基于方音差异对相应方言的感知和判断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更何况唐朝的科举进士科是以诗赋取仕，精通音律是作得出彩诗作的基本条件之一）。

初唐宋之问在地处淮南道的“淮口”上闻“楚歌”，中唐诗人储光羲后来又在今江苏扬州北部的安宜（今宝应县）听见“楚言满邻里”，此时唐朝南方两大都会之一的扬州口语已是文人眼中的“楚语”，而非隋炀帝杨广当年所尚的“吴音”了！可见南北朝到唐中叶，在江东出现了楚语南扩挤压原吴语区的现象。而在前代完全属于楚语分布范围的长江中游地区，却又出现了吴音取代原楚语的情况——张说入朝选择的路线是逆长江而上，由东而西抵达位于江汉平原中央的荆州；郑谷则是乘船顺流而下，自西向东驶向吴地。在行经江汉平原腹地的过程中，他们都发现江汉平原东部和西部的方音迥异，前者是“渐次入吴音”，后者则是“髫荐楚言多”。郑谷为晚唐人，安史之乱后的大规模北方人口南迁正在持续进行，但是张说生活在唐帝国的全盛时期发现的江汉地区东西方音分异百余年后却丝毫未见变化。考虑到该地区这一时期相关证据性史料的阙如，此种分异的成因已不可考，笔者只能在此将其归纳为一大语言学无法解释的局部语音变化①。

宋元是“楚语”乃至整个汉语语音系统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空间分布上，楚语在这一时期的整体分布区域急剧收缩，尤其是在昔日楚语区扩张的江东地区。根据宋人诗词、笔记等文学作品的相关记载看，这一时期江淮之间竟然难以觅得“楚语”的踪影！——唐中叶至五代之间中原酷烈的战乱大大加速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步伐；靖康之变后，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更是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北方南迁人口，包含方言在内的南北文化在此交流、碰撞，相互融合，该地迅速演变成为一个新的方言区，即后来的江淮方言区。

而在昔日楚语的核心地带，长江中游地区各地的方言也开始呈现出进一步的分化趋势。承上文所述，本区在唐人语音概念里有“吴音”特征的江汉平原以东地区的方言至北宋中叶已经演化为吴、楚方音特点兼而有之的“楚语吴歌”②。到了北宋后期，在淮南西路辖地黄州任过通判并长期生活于此的张耒更是明确指出今鄂东北一带“市声已变淮南语”③。后世的江淮官话黄孝片的雏形（又称下江话），此时逐渐轮廓清晰起来。

比之有吴音特点的“淮南语”，《方舆胜览》中的宋代荆襄地区则是“民多秦音（均州）”、“语音轻微带秦（襄阳）”④的具有北方官话特征的楚语区⑤；而此时最具上古“楚语”气息的方言则无疑是江汉平原西部至峡江地区⑥的楚语——有宋代部分地区方音特点记载的《耆旧续闻》在第七卷中提到了当时江汉一带⑦“楚语”语音的典型特点是：n—l不分，后鼻音缺失；in—i y不清，读“荆”为“斤”。

元朝以后，原宋代楚语区的“楚味”逐渐淡化，至清代甚至大部消失，多数地区的方言转变为更接近于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保有前朝“楚语”特点的仅剩唐宋文人眼中兼具吴、楚方音特点的淮南西路南部地区（今鄂东黄冈、孝感地区）。

蒙元国祚未逾百年即为明所替，这一时期的楚语区未经历大的变乱（宋元鼎革之际的襄阳一带除外），楚语仍维持了宋代的分布格局，其范围仅限于元代的湖广行省的北境。然而在元末的农民战争席卷过后，以及明初持续数十年的“江西填湖广”又彻底改变了先前的“楚语”。

在原“楚语”分布的北限，明代公安袁中道感知中的襄阳是“风烟犹楚蜀，音语带周梁”⑧的本省郡邑；而晋人薛瑄行经荆襄腹地，面朝浩荡奔涌的浑浊江流和江北的莽莽群山竟大发感慨道：“误喜中原应不远，却闻人语是湖襄”⑨——此时湖广北境的山川风貌给作者的感觉已是距中原“不远”的地区，能让薛瑄觉察到不同的仅仅只是方言语音上的差别而已。该地在清代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后，人口大幅锐减，河南移民的大量涌入使荆襄一带在文化上进一步接近北方——以河南方言为基础的豫剧取代该地原来的“俗好楚歌”⑩，“其民兼秦楚之俗”也随着河南移民的徙入而基本消失。以语言学的角度视之，被人为地划归西南官话的鄂北片是最不具备“南方”特点的南方方言，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实际上仅仅是一种略带西南官话特点的中原官话。

类似的情形在明清两朝也发生在楚语分布区的西限和南部，以上两地最终成为一个大的新方言区。经过明末至清中叶的人口流徙、文化重组，峡江地区中央的鄂西巴东县至清同治年间，已是“语言朗澈，颇似中原”，平上去入四声中入声全无（屋、沃等入声字全部归入平声）的典型西南官话区。而且这一时期上推二百余年，明末江汉一带的方言就已和鄂西的土语十分接近。据明钟惺在今秭归附近吟咏的诗句“问答渐听乡音近”来看，当时湖广西境居民谈话的语音让竟陵人钟惺感到此地方言和江汉腹地故乡的“乡音”相差无几。从文化发展变迁的角度看，至此“楚语”已经成为一种以地理范围划分汉语方言的概念，即“故楚地之人使用的方言”。

注释：

①历史学家大都依据安史之乱后襄阳以东的湖北大部分地区人口陡增的统计数据认为，中唐至唐末的南下的北方移民应有相当一部分途径荆襄地区徙入江汉平原一带或进一步南下。由此观之，唯一解释得通的原因便是南迁的北方移民多数只是在今鄂中一带稍作驻留，然后分散迁往各地。

②北宋苏轼于元丰七年辞别谪居五年的黄州时曾作《满庭芳》，词中有“儿童尽，楚语吴歌”句。此前他在《元修菜》诗中已有“我老忘家舍，楚音变儿童”的感叹。另外，从他在黄州期间与土著居民各阶层的广泛交往几无障碍的情况看，当地北宋时与共通语的语音差别应当不大。

③张耒：《张耒集》卷一二。

④欧阳修：《乐哉襄阳人》，载《居士集》卷一。

⑤北宋刘攽在《送韩文饶知均州》中写道“汉上川原连梦泽，郧人风俗语於菟”之句，虽仅为描写方言的只言片语，但“於菟”确为最典型的楚语词汇。全诗见《彭城集》卷一四。

⑥综合宋人对该地语言的认知，其应为带有巴语色彩的“楚语”，土著居民与周边属中原语系的人不能进行正常的口语交谈。

⑦周振鹤、游汝杰等多数学者认为，南宋时南方至少已产生吴、荆楚（湘）、闽三大区域性方言。古代涉及湘语的文献极少，几无证据性材料表明这一时期洞庭湖以南的方言与其他地区的楚语之间有何确切的关联，故在此不作关于楚语南限的探讨。

⑧袁中道：《襄阳道中》，载《珂雪斋集》卷四。

⑨薛瑄：《蜀江水涨如黄河，江北诸山仿佛太行，遣兴而作》，载《敬轩文集》卷四。

⑩宋穆：《方舆胜览·均州风俗》。

同治《巴东县志·方言》。

钟惺：《还至归州》，载《隐秀轩集》卷一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