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型楚墓中常见有鹿角出土，它是楚文化中几种典型漆木器（如镇墓兽、虎座飞鸟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鹿角器“将人为加工的器物与自然天成的鹿角融为一体”，反映了楚人浓郁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审美情怀。为何楚人如此钟爱鹿角，其背后有何深意，大家见仁见智，争议较大。我们对楚墓出土鹿角作过一些考察（主要为种属鉴定及其出土背景分析），关于楚人选择鹿角的原因限于篇幅未作展开①。实际上，我们曾对国内外有关鹿角的同类材料进行过搜集，其中有些材料可能对理解楚墓出土鹿角的性质有所助益，本文重点作些补充介绍。

一

有关楚人选择鹿角的深层次原因，比较流行的解释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图腾崇拜的角度出发，另一类是从泛萨满主义的角度出发。实际上，我们也曾作过第二类模式的粗略解释：据我们对楚墓出土的鹿角的全面考察，它们主要来自梅花鹿，少量来自麋鹿，且麋鹿角仅见于高级别的楚墓中，表明鹿角的种属选择与墓主身份等级密切相关。显而易见，楚人对鹿角的喜爱与鹿角整体的共性有关（比如坚硬、锐利，而且可以再生）。它在楚墓中的出现，弗雷泽的“交感巫术”可对此作出解释，即通过佩带鹿角，以获得鹿角所具有的功能和力量②。

有关图腾崇拜的解释模式，王纪潮先生已作过严厉的理论批判③，我们基本赞同他的分析。这里要略作补充的是，已有的动物考古证据表明，楚人食谱中鹿肉相当常见。如东周时期的湖北秭归官庄坪遗址和卜庄河遗址④均出土有大量的鹿科动物骨骼，湖北沙洋黄歇⑤以及河南新蔡葛陵战国楚墓随葬有鹿牲，新蔡楚简中也有多例鹿牲的记载，共8例，均为一鹿或各一鹿，其中祭祀对象明确的有二天子（甲一：5，甲三：81、182 1）、司命司祸（乙一：15）和司命（甲一：15，零：15）⑥。文献记载中也有较多楚人猎鹿的记载，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晋魏锜……请战而还，楚潘党逐之，及荥泽见六麋，射一以顾献……”。《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楚人释其农而田鹿。”若楚人以鹿为图腾，如此猎杀和食用似不合常理，尽管有个别族群也猎食图腾圣物，但一般会举行灵魂安慰仪式，而我们在有关楚人的文献记载中绝无此类线索。

二

众所周知，在东北亚狩猎民族的萨满教文化中，鹿是萨满用来沟通天地的主要助手，鹿角更是萨满神帽上的重要饰物，甚至鹿角的分杈多少也是萨满法力与级别的象征（麋鹿角的分杈数明显多于梅花鹿，也可以从这个方面理解为什么麋鹿角多出现在高级别的楚墓中）。考古材料显示，将鹿角作为灵物进行随葬出现的时间非常早，这在欧亚大陆多有发现，其中不少被认定为与巫师（或“萨满”）有关。

如河南省贾湖墓地M335，该墓葬有两个个体人骨，正中为二十五岁男性，属一次葬，骨架较完好，其右脚边有少许另一个个体的肋骨和趾骨。该墓有随葬品22件，主要是骨器，比较特殊的是正中的墓主左手握有穿孔龟甲，其左侧有两件完整水鹿角（图一）。该墓的年代在距今8 600～8 200年左右⑦。陈星灿先生和李润权先生曾对我国史前墓葬中出土的龟甲响器进行过深入分析，结合北美地区民族学材料，他们认为这些穿孔龟甲都是巫师进行仪式活动时的乐器⑧。贾湖M335也是如此，墓主身份应属巫师。该墓所出两件鹿角明显不同于其他墓葬（贾湖墓地另有M277 和M382两墓各出一段残鹿角），绝非是作为工具的原料，而应是巫师的法器。

类似的巫师墓葬也同样发现于欧洲。有学者曾介绍过欧洲中石器时代（一般认为其年代为公元前10000～前4000年）的“萨满”墓葬，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随葬有较完整的鹿角。这些墓葬的年代属中石器时代晚期（前6000～前4000左右）。如在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地区远离大西洋海岸的特维克（Teviec）和霍迪克（Hoedic）小岛，属中石器时代晚期的9座墓葬中有座墓葬发现马鹿角，被压于人骨架下（图二，3）。如在丹麦维德伯克（Vedbaek）发现的22座墓葬中有3座葬有马鹿角，这些墓葬的年代为昆哥模西（Kungemosian）文化晚期至埃泰博勒文化（Ertebolle文化）早期，即前5000年左右（图二，1、2）。研究者根据这些墓葬墓穴较深、随葬品异常丰富（与同墓地其他墓葬比较）、死者身上覆盖有石板等以及突出地随葬鹿角等特征认为，这是“萨满”的墓葬⑨。

图一　贾湖M335

1.陶壶　2、4.骨针　3、5、6.骨镞　7.牙削　8.穿孔龟甲　9、10.鹿角　11、14.骨锥　12、13、21、22.骨针　15、16.龟甲片　17、18.绿松石饰　19、20.骨匕

图二　欧洲中石器时代鹿角随葬的墓葬

1、2.来自丹麦Vedbaek　3.来自法国Hoedic

这些材料显示，尽管各地随葬鹿角的种属不同，但将鹿角作为灵物、对鹿角怀有特殊情感在欧亚大陆很早就是相通的。可以推断，在当时人们心中，鹿角已具有某种神性，它作为巫师的法器，可用来沟通天地、驱灾祈福。这不禁让人联想起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黑色彩绘棺上所饰的许多头戴鹿角的神怪（均为梅花鹿角），其中一个同时还手持鹿角（图三）⑩，这应该是楚地巫师形象的一种写照。而楚地的此类习俗在史前时期并不少见，如郧县青龙泉遗址中屈家岭文化瓮棺W40随葬小鹿角、石家河文化M214墓主头部置有较完整的鹿角。

图三　马王堆汉墓的鹿角巫师

楚墓鹿角器是以组合造型的形式出现的。类似的造型在北欧也偶有所见，尽管内容不尽相同。这里介绍两例。

图四　丹麦嘎德斯佳银锅（The Gundestrup cauldron）

三

一是嘎德斯佳银锅（The Gundestrup cauldron）（直径69、高42厘米）（图四），这件器物是欧洲铁器时代的银器中广为人知的代表作。1891年发现于丹麦的希默兰半岛阿尔（Aars）教区一个名叫嘎德斯佳（Gundestrup）的小村庄的泥炭沼泽中。研究表明，它的年代在前200～300年，属欧洲铁器时代晚期（拉坦诺文化时期）或罗马铁器时代早期，现藏于丹麦国家博物馆，一件复制品藏于爱尔兰国家博物馆。尽管这件器物发现于丹麦，但基于它的制作工艺、冶金技术和图像风格，有关它是高卢起源还是色雷斯起源曾有很大争议。现在一般认为它的工艺、技术源自色雷斯人，但图像风格源自凯尔特人。这件银锅的内外壁装饰有多幅图像。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其内壁的一幅：正中人像头戴鹿角，手握长蛇与金属饰环，两侧有许多动物，其中有一带角牡鹿（图五）。这个戴鹿角的人像被认为是萨那诺斯（Cernunnos）。它是凯尔特神话中最为著名的神，也是德鲁伊教派信奉的主要神祇，号称“丰盛之神”或“万兽之神”，掌管着大地的一切。他最为著名的形象就是头上的鹿角，别名“长角神”、“鹿角人”，它主管土地、动物、财富、生命与阴间，普遍被凯尔特人与高卢人崇拜，后来散播至全欧洲。德鲁伊教是分布在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古老民族凯尔特人的宗教，是西方最古老信仰之一，信徒崇拜大自然，如山河日月、植物及动物等，信奉万物有灵以及灵魂转世。德鲁伊教与东方的萨满教多有类似之处，萨那诺斯头上的鹿角可能也与萨满神帽上的鹿角相似。

图五　丹麦嘎德斯佳银锅内壁上的一组图像

图六　匈牙利Pazyryk墓地所出饰鹿角的马牲

另一例类似的鹿角材料是饰戴驯鹿角的马牲（图六）。它发现于匈牙利南部帕兹瑞克（Pazyryk）墓地的一座男性墓葬中，年代为前500～前400。这件驯鹿角并非真鹿角，而是用软毡制成的，仅是仪式性的。研究者认为，这种饰戴鹿角的马是家养驯鹿的替身，而驯鹿（角）在丧葬仪式中是连接死亡的象征（依据同时代的西伯利亚与蒙古的相关传说与文化得出的推断）。这实际上也是萨满文化现象的体现。

四

楚人这种利用鹿角进行组合造型的创举可能还对周边文化形成了较大影响。这里暂举两例：一是云南青铜时代文化中长着鹿角的狮形怪兽形象，二是河南侯古堆大墓长着鹿角的木雕盘龙。

云南青铜时代文化中长着鹿角的狮形怪兽见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西汉早期墓葬M13，该墓的年代约在西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至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之间。这是一件鎏金扣饰（M13∶227A），扣饰由两只狮形怪兽构成，它们背身而立，头上长有分杈的鹿角，足踏两条巨蟒，背上还有一条巨蟒蜿蜒爬行其上（图七）。已有研究者指出，滇国青铜文化中出土的三件狮形怪兽虽然都是本地制造的，但它的文化渊源却来自遥远的两河流域，通过中亚、西亚、印度、缅甸，辗转来到滇国。不过这件带鹿角的狮形怪兽似与楚文化有一定关联，即其鹿角的加入可能是楚文化的影响所致。实际上，滇、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联系，司马迁甚至认为滇国就是楚人庄蹻所建。

图七　石寨山出土的鹿角狮形扣饰

侯古堆大墓所出木雕盘龙的年代在春战之际或战国早期。该盘龙由一块独木雕刻而成，底座为圆形，直径46.4厘米。该龙躯体为蛇形，只是头部竖插有两只真鹿角，并有四肢——后边双肢曲蜷于两侧，前边双肢曲蜷于头下，爪作偶蹄形。雕刻生动，有狰狞之感。通体先髹黑漆，然后用朱、黄二色勾勒成蛇纹（图八）。对于该墓墓主的族属，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有吴人、楚人、潘人三种学说。从出土文物来看，至少吴、楚文化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其中可以肯定的是，头插鹿角的造型风格应是楚文化的影响。这种龙头长鹿角的造型在曾侯乙墓的甲胄上也出现过（图九），只是后者的年代略晚。

图八　侯古堆大墓的鹿角盘龙

图九　曾侯乙墓漆胄上的鹿角龙纹图案

五

从目前的已有材料来看，对鹿角的偏爱是世界范围内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其源头甚早，在全新世早期即已出现，而且大体上应是各地独立起源的。个人觉得这些现象基本上都可以用泛萨满主义理论来解释。尽管鹿的图腾崇拜现象在个别狩猎民族中可能存在，但这一解释模式对于楚人显然并不合适。众所周知，带角的动物中以鹿科动物的角最为坚硬，它雄健而尖锐，具有强烈的穿刺功能，可能因此被各地先民当作力量的象征；另一个最突出的生理现象是，鹿角可以周期性脱生，它成为再生与连接生死的象征。在先民看来，蛇的蜕皮、鹿角的脱生、蝉的脱壳和鸟类的换羽等种种自然现象，均与生死转换和生命再生有着深层的关联。总之，鹿角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崇拜的原因可能也正源于此。先民对鹿角的运用可能也是希冀由此获得类似功能，这本质上是一种巫术思维。

另外，国外学者在讨论嘎德斯佳银锅内壁图像上的鹿角时，曾指出萨那诺斯头上的那两个大鹿角，可能象征着男性的生育能力。这可能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西班牙科学家曾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发现了鹿角更多的奥秘。那就是鹿角的长度及复杂程度还与雄鹿体内的精子质量呈正比。西班牙生物学家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以及美国《繁殖生物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对200多只被猎杀的西班牙赤鹿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雄鹿的鹿角长度及复杂程度与其体内的精子质量存在直接联系。所以鹿角并不单纯是雄鹿的“武器”，还与其繁殖能力有关。鹿角越长，分叉越多越复杂，雄鹿的繁殖能力就越强，在繁殖季节就能吸引到更多的雌鹿与之交配，鹿角是雄鹿“繁育潜能”的外在表现。

注释：

①②拙作《楚墓出土鹿角的新观察》，《江汉考古》待刊。

③王纪潮：《楚文化中的动物符号和前宗教问题》，《江汉考古》2003年第4期，第59～66页。

④武仙竹、周国平：《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载《秭归官庄坪》，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03～618页；武仙竹、卢德佩：《卜庄河遗址动物群研究报告》，载《秭归卜庄河》，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36～878页。

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86～231页。

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95页。

⑧陈星灿、李润权：《申论中国史前的龟甲响器》，载《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2～97页。

⑨Natalie Mikhailova.2005.The cult of the deer and“shamans”in deer hunting society.Archaeologia Baltica 7：187 198.

⑩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W40的材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M214为2007年本人发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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